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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近日幼童性侵案件有感

對於整起事件,我認同勵馨的三點訴求:盡速通過《法官檢察官評鑑法》;設置專家證人制度;協助受性侵兒創傷治療。而我覺得有疑慮的就是在「情理」與「法律」之間的拉扯。

我相信法官也有惻隱之心,不過,在法庭上到底能夠依照怎樣程度的同理心、感受力去進行判決,很容易產生爭議。

比如說兩方打官司,一方有能力請到渲染力比較強的律師,去煽動法官的情緒,或是建構感人的故事,他是不是就更有可能得勝或脫罪,即使他所訴說的未必是真實。

法官的職責是要依照法律對犯罪做出判決,因為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原告及被告,所以台灣法院採「無罪推定」,意思是檢察官以甚麼罪名起訴被告,他就負有舉證的責任。

也就是說,如果沒有符合條文的「證據」,就不能以相關的條文起訴,這可能是現今法律的極限。

所以,在幼童性侵案件中,我覺得必須被探討的是「刑度」,也就是甚麼原因讓法官從輕量刑。卻不是將矛頭指向個人(法官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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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是法官養成的過程,除了法律判斷的訓練之外,是不是也有(或也可以)加入人文素養方面的培育?

以台灣的考試制度來說,能夠擔任法官、檢察官或律師(以其他層面來說還有醫生)的人通常出身良好環境,從小到大書念得很好(報考相關科系都必須有很高的分數)。

但有沒有可能正因為如此,容易缺乏讀書以外的生活體察(例如對於人性的瞭解、對於挫敗的感受、或是其他階層的生活經驗),而變得在判決上只按法條而毫無彈性?

「專業人士」的培育過程,除了知識外,人文素養的薰陶,我覺得這才是應該深究的重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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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侵有可能造成一輩子的傷害,我非常能夠明白。

不過我並不認為加重被告的刑責,就能抹平或減緩受害者的傷痛(而是需要一個癒後的過程);我也不認為加重刑責,可以喝止性侵案件的產生。

性侵案件的存在源自於更廣大的面向,可以深究的有:加害者的背景,例如他的成長過程、心理狀態、教育情況,他為什麼這麼做?他曾經也是被害人嗎?(許多加害人曾經是被害人)

還有整個社會對於女權的漠視,像是性別的刻板印象、媒體的物化、口語的戲弄(例如為什麼「娘」會變成罵人或笑人的辭),以及我們對於種種情況的默許或沿用。

侵犯的徵結在於加害者無法感受其他個體的痛苦,不管這個侵犯是甚麼樣的形式(精神、暴力、性),所以對我來說,要扭轉這樣的狀況,不在於以刑罰約束個人,而在於整個教育體制和社會環境的改革。

對於「各種人」和「各種想法」的真正尊重。唯有能夠看到每個人的價值,我們才會打從心裡的不願意去傷害。

法律是道德的最後底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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